他们带来了珍贵而独特的方物，这些方物凝聚着高句丽的特色与心血。同时，高句丽太祖王高宫，通过使臣表达了强烈的请求，希望能内属于东汉的玄菟郡，以此来表示对东汉王朝的彻底臣服。这一请求背后，蕴含着高句丽对和平与稳定的渴望，以及对东汉先进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向往。

到了公元 119 年，邓太后再次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派兵征服了辽西鲜卑。这一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周边地区，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鲜卑以东的扶余国，在感受到东汉王朝的强大压力和影响力之后，也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于公元 120 年，扶余国派遣王子尉仇台，来到东汉的洛阳宫廷纳贡。这位王子带着满满的诚意和丰厚的贡品，踏上了这漫长而意义重大的旅程。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这些事件并非孤立存在。它们反映了当时东汉王朝，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以及周边国家和部落，对东汉实力的认可与敬畏。

高句丽和扶余国的主动归附，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东汉的先进文化、技术和制度得以传播到这些地区，为当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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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归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边境地区的冲突和战乱，为百姓创造了相对和平的生活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繁荣。

综上所述，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不仅展现了东汉王朝的辉煌与强大，也为当时的地区稳定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对外的军事和外交上，可以说邓绥的作为和功绩是非常的突出的。不过，其中也存在着一些的遗憾。受制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西域地区在邓绥的手上，并没有彻底的稳定下来。

当时，面对匈奴人在西域地区的横行霸道。大臣曹宗心怀激愤，坚决请求出兵攻打匈奴，旨在为索班报仇雪恨，并期望再度进取西域，以重振大汉在西域的权威。邓太后面对曹宗的强烈诉求，审慎对待，特地召集班勇到朝堂，参与重要的会议，共同商讨此事。

班勇在朝堂之上，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下这个时机攻打北匈奴是极不合时宜的。他指出，此举将会“示弱于远夷，暴短于海内”，其潜在的危害极大，故而坚决认为“不可许”。班勇的这一见解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对当时局势的深入分析和对双方实力的准确判断。

随后，班勇又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建议。他提议在敦煌郡，设置西域副校尉和营兵三百人，同时派遣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屯驻楼兰。

他解释道，这样的部署既能避免给朝廷，带来过重的经济和军事负担，又能够对西域各方势力，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力。

邓太后经过深思熟虑，采纳了他前一半的意见，恢复了敦煌郡守兵三百人，并设立了西域副校尉，让其驻扎在敦煌，采取“羁縻而已”的策略。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邓太后并未同意出屯的建议，导致“西域绝无汉吏”的状况依旧未能得到改变。

这一决策，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引发了诸多思考。它反映出朝廷在权衡军事行动的利弊时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以及对边疆治理策略的谨慎考量。

班勇的建议具有前瞻性和合理性。他充分考虑了朝廷的实际情况和西域的复杂局势，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对西域的有效管控。

这一状况的持续使得西域地区的局势依旧充满变数，也让当地民众对大汉王朝的统治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和不安。

总之，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讨论，对东汉时期的西域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