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变幻的北宋官场上，尽管吕公着坚守原则，拒绝了亲戚之间的私下请托，但这起骇人听闻的弑母案并未因此止步于司法层面。同一姓氏下流淌的血脉，终究无法完全隔断关联，吕公着的侄子吕希亚，一个大理寺评事，以及陈世儒的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开始涉足此案，介入调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晏靖不仅在官方渠道上探询案情，甚至还与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司马光之子司马康进行了私下交谈，探讨此案的细节。这一系列的动作，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湖面，迅速激起一圈圈涟漪。原本围绕着人伦道德的惨烈命案，自此不再单纯，它悄无声息地与朝堂之上激烈的新旧党争缠绕在一起，化作一场更为复杂、更为恐怖的政治角力，让整个北宋朝廷为之震动。

在宋神宗全力推行王安石锐意革新的变法时期，吕公着和司马康之父司马光作为旧党的领军人物，坚决抵制新政，而陈世儒的岳父李师中更是与司马光、苏轼、苏轼兄弟等旧党核心人物交情甚笃。此时，新党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决定利用陈世儒家中的弑母案，作为攻击旧党的利器。

握有实权的新党重臣吕惠卿果断出手，授意御史舒亶接手此案，并意图将其升级为一场政治清算，欲将旧党势力一举铲除。原本一桩骇人听闻的刑事命案，顿时引发了整个大宋朝廷的关注。宋神宗，虽支持变法，但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此案所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他亲自过问，并对苏颂强调：“此案涉及人伦大恶，务必彻底追查！”

负责此案的苏颂态度中正不阿，他回应宋神宗：“此案已交由司法部门处理，臣既不敢轻纵罪犯，也不会刻意加重其罪。”在苏颂公正无私的审理下，这起案件并未如新党期望的那样发酵扩大，从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新党见苏颂并不配合，认定他是阻碍计划的绊脚石，于是决定对他进行排挤，企图将他从案件中剔除出去，从而能够更好地操纵此案，实现打压旧党的政治目的。

元丰二年（1079年），苏颂在尚未就陈世儒案作出定论之时，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祥符县令李纯所牵连的违法僧侣案波及，御史舒亶以此为契机，以“故意放纵罪犯”的罪名弹劾苏颂，迫使他被贬至濠州出任知州。苏颂遭贬黜，意味着陈世儒案失去了一个公正裁判的舵手，案件旋即被移交至大理寺进行重审。

这时，大理寺丞贾种民，作为新党阵营的一员，顺势接管了此案的审理权。于是，原本的人伦悲剧逐渐演化成一场新党打击旧党的政治大戏。新党以陈世儒与旧党关系密切为由，蓄意扩大此案的影响，陆续逮捕了与陈世儒有亲属联系的吕希亚、晏靖，甚至连吕公着的女婿、儿子等一干人等均未能幸免，被投入囹圄。

戏剧性的是，早已被贬谪至濠州牢狱的苏颂，在那里竟与同样因“乌台诗案”被捕的大文豪苏轼不期而遇。贾种民试图逼迫苏颂诬陷吕公着曾向其求情干预此案，但苏颂坚守底线，断然拒绝：“诬陷他人致死，是我绝对不能做的事情！”由于苏颂拒不合作，新党再次对他施以贬谪。

眼看案件越闹越大，宋神宗察觉事态失控，急忙下令将案件从大理寺转交给御史台审理。然而，此时御史台的掌舵人蔡确不仅是新党内部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与陈家有宿怨——当年蔡确的父亲蔡黄裳在担任陈州录事参军时，因故遭到陈执中罢免职务。新仇旧恨交织，蔡确决意借此机会报复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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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九月，御史台在蔡确的主导下，终于给出了结案报告：陈世儒夫妇被认定共同策划并实施了弑母罪行，依据大宋律法，两人应当处以极刑。

那时，宋神宗面对陈世儒一案，心中起了微妙的犹豫。毕竟，陈执中膝下仅此独子，倘若陈世儒身首异处，陈家便面临血脉断绝的境地。他思索着是否能网开一面，让陈世儒留下，延续陈家的祭祀香火，私下不禁提出：“只此一子，何不留他以保全家族祭祀呢？”

御史台的蔡确立场强硬，对于神宗的恻隐之心不以为然，厉声反问：“对于如此悖逆纲常伦理的滔天大罪，岂能轻易宽恕？”他的质问掷地有声，仿佛敲响了正义的钟鸣。

最后，铁面无私的判决落下，陈世儒夫妇及其参与谋杀的众多婢女共计十九人，悉数被判死刑；其他相关涉案者则被流放到边远之地。与此同时，因对此案处理失当、涉嫌包庇罪犯，开封府原负责官员遭受惩处；大理寺的法官们因借机扩大打击范围，亦未能逃脱责罚，其中大理寺丞贾种民更是因此被降职处分。而吕公着的儿子吕希绩、吕希纯，侄子吕希亚，以及司马光之子司马康、关联人物晏靖等旧党子弟，纷纷因卷入此案旋涡，受到贬谪的惩罚。

背后的真相却是，新党意图借助此案一举扳倒旧党两位核心人物吕公着和司马光，通过陈世儒案发动了一场针对旧党的全面攻势。幸运的是，这些旧党二代虽身处险境，却未曾屈服于压力，坚决扞卫父辈清誉，不曾构陷长辈。

这件看似普通的刑事案，因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党派斗争，逐渐发酵成为新旧两党激烈攻讦的战场。同一时期，还有另外两起类似案件，如同镜像般映射出朝廷内部的裂痕。自此，大宋朝廷的秩序开始暗潮涌动，渐趋瓦解。新旧两党为了各自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互相倾轧，这无疑为日后宋朝的衰败乃至覆灭埋下了深深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