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腊月二十三，滇东北山坳被白茫茫的霜气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寒意无孔不入。十岁的李大山，睁着惊恐的双眼，望向自家房梁。上头悬着阿爹阿妈那双沾着红土的布鞋，鞋底积着冰碴，在这死寂的屋子里轻轻晃荡，像两朵被霜打蔫的山茶花，透着说不出的诡异。

大山哆哆嗦嗦地踮起脚，想去触碰阿妈青紫的脚掌，可脚底一滑，被火塘边结的冰霜撂倒，后脑勺重重磕在腌菜坛上。就在这时，隔壁阿嬷那悲恸的哭嚎，像一把尖锐的刀，直直穿透土墙：“造孽的苦命人呦——”房梁上陈年的灰尘簌簌而下，混着刺鼻的火塘烟油味，一股脑钻进大山大张的嘴里。

那一天，拖拉机在结冰的山路上艰难地打着转，足足七个来回才稳住。大山赤着脚，在冰天雪地里狂奔，追着担架跑过三道坡。冰凌像锋利的刀片，在他脚踝上割出道道口子，鲜血很快就冻成紫黑的疤，那是命运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道残酷印记。

端公摇着铜铃，念念有词，说这是“双魂索债”。愚昧的村人信以为真，往他家院坝扔臭鸡蛋，一时间，恶臭味弥漫。好在村主任心善，把瑟瑟发抖的大山裹进自己的羊皮袄，送到山神庙里躲避。

破神龛下，蜷缩着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小姑娘，正是赵秀兰。月光洒下，照亮她掰开荞粑粑的手，手腕上那火塘灰烫出的记认，像一道丑陋的伤疤。“女娃吃贡品要烂肠子。”她牙齿打着颤，把发霉的半块粑粑，小心翼翼地塞到大山手心。

霜重竹梢的寒夜，两个孩子紧紧裹在同一床蓑衣下。大山看着秀兰破棉袄里钻出的芦花，听她带着哭腔，讲述后娘用火钳烫她脚板的悲惨遭遇。山风呼啸，吹得破窗纸哗哗响，老鼠在供桌下窜来窜去。突然，秀兰把生冻疮的脚贴在大山肚皮上，抽抽噎噎地说：“等长到火把节那么高，给你当婆娘暖被窝。”大山望着残缺的山神像，神像的手掌正指着秀兰冻裂的脚心，他心里一阵揪痛，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护她周全。

时光匆匆，一晃八年过去，到了2005年。十八岁的赵秀兰出落得亭亭玉立，此刻，她正站在溪边，漂洗借来的靛蓝头帕。冰层下的细鳞鱼穿梭游动，搅乱了她的倒影，那张因营养不良略显苍白的脸，在波光里支离破碎。棒槌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瞬间在她鬓角冻成银珠子。

“阿兰姐！”牧羊娃二嘎子举着竹筒，气喘吁吁地跑下山坡，“王叔让你去试衣裳！”这衣裳，是村口阿公送的麻布被面，本是给自家闺女准备的嫁妆，可惜那姑娘去年在矿上运矿石，连人带骡子摔下鹰嘴崖，香消玉殒。

山神庙前，新打的苦荞在空地上晾晒。李大山弯腰捆扎秸秆，后颈那块去年在石灰窑被烫伤的疤，在阳光下泛着紫红，那是工头的冷酷无情留下的痕迹——工头说烫伤药得从工钱里扣。

“明日要戴这个。”秀兰把头帕按在胸前比划，褪色的靛蓝，衬得她腕上的伤疤愈发狰狞。大山别过头，看着地上的蚂蚁，它们正忙碌地搬运着苦荞碎屑，像一列列送亲的队伍，可这喜庆，却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

正月初六，月亮悄悄爬上桉树梢。七个寨子的老人齐聚山神庙。王德贵赊来的半斤红糖，化在搪瓷缸里，可甜味还没散开，就被山风一吹而散。秀兰跪在山神像前敬酒，三碗苦荞酒泼在地上，酒渗进地缝的声响，宛如悲伤的呜咽。

“要好好过。”王德贵往新人手里塞了五块钱，纸币被汗水浸湿，还沾着石灰粉。来吃酒的乡亲掰着荞粑粑，有个醉汉醉意上头，突然唱起哭嫁调，可刚起个头，就被老伴狠狠拧了耳朵，喜庆里透着生活的无奈。

新房是守林人废弃的窝棚，四处漏风。李大山用牛粪糊墙缝时，听见秀兰在溪边捶打被面。棒槌声时轻时重，和着远处矿山的爆破声，把暮色敲打得支离破碎。后半夜，雪粒子直往屋里钻。新郎把新娘生满冻疮的脚焐在咯吱窝，秀兰带着笑，又带着泪，哽咽道：“比山神庙热乎多喽。”漏风的墙缝外，两只寒鸦正为争夺半截红布条，打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