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情形，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第二种情形，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第三种情形，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综合本案证据可知，本案公款使用方为单位（培训学校），因此可以直接排除第一种情形。

徐启国决定出借的二百万元征地补偿款，是以村委会名义借出的，不是以个人名义借出的。

徐启国在村委会开会研究借出六百万元公款给培训学校使用之前，就已将二百万元公款出借给了培训学校。

该二百万元虽然是徐启国个人决定借出，没有向村委会说明，却不能认定是以个人名义借款。

因为，从二百万元转账的凭证上看，付款人均写明是村委会，收款人是培训学校；从培训学校的收据上看，亦均写明收到的是村委会借款；从办理借款及还款的程序来看，徐启国并不是私下将公款借给了培训学校，而是通过村委会成员兼会计经手办理的，在整个借款的过程中，借款始终被控制在村委会名下，直至到期还款。还款时，培训学校也是直接将款还给了村委会，而不是还给徐启国个人。

由此可见，没有证据证明徐启国是以个人名义借款给培训学校，个人决定借出公款和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本案中，村委会对二百万元公款的去向用途都是知道的，并且直接控制借据按期收回。

因此，徐启国的行为不属于全国高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第（二）项规定的“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因此，一审判决认定徐启国是‘以个人名义将公款挪给他人使用’是错误的。

徐启国借出二百万元后，经村委会讨论决定，向培训学校借出六百万元，徐启国虽在村委会研究时对先前借出的二百万元未作说明，但在与培训学校履行合同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这二百万元，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徐启国因此谋取了个人利益。

因此，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全国高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中第（三）项规定的‘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