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李加诚提着公文包，在厢港大街小巷做推销员的时候，一位24岁的浙江男子来到厢港，他叫查良镛，是《大公报》香港分社从内地新调来的编辑。

厢港人说：“工字不出头”。在《大公报》做了十几年，查良镛开始自立门户，拿出所有的积蓄创办了《明报》，头一年亏损严重，以至于连夜赶稿却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喝。

为了促进报纸的销量，他不得不以“金庸”为笔名，在《明报》上连载当时文人认为“最贱格”的武侠小说，自此一连写下“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经典武侠小说，风靡全球华人圈。

而当时和金庸共事的还有一位来自广西的青年梁羽生，他比金庸晚到厢港两年。

1950年，刚从岭南大学毕业的梁羽生，那时候还叫做陈文统，他因为收到家信，说父亲被人诬告下狱，让他速回。刚回到广西老家，他的一位同学拦住了正在赶路的他，告诉他：“现在农村到处都在开展运动，你回去不但救不了父亲，只怕自身都难保”。梁羽生听了这话，星夜逃往厢港。

有着相同家世经历的金庸和梁羽生一见如故，两人都爱下围棋，常常白天工作完，晚上执子对弈，几番棋盘厮杀，不知东方既白。

而更为后生仔的“香江四大才子”倪匡，此时还在厢港的工厂打杂，他1956年从呼伦贝尔的农场“出逃”，历经三个多月，靠着刻假章、吃老鼠，通过扒火车、骑马、坐船等多种交通来到厢港。

踏上厢港土地时，他一无所有，两眼抹黑，三餐无着，四壁家徒，白天去工厂做苦力，晚上去夜校蹭课，竟然只靠着一支笔，写稿致富。

根据统计，在厢港的富豪里，有一半都是从鹏城“逃”过去的。“东方之珠”，是半个世纪以来华国人的“避难所”。

1841年后，厢港开埠后40年，人口由几千人涨到了16万。

移民潮的第二阶段，是30-40年代的十年。这十年厢港人口暴增，从84万增长到160万。

1950年开始，是厢港移民潮的第三阶段，人口每年都呈直线上升。

对于从内地涌入的“难民”，厢港也经历过摇摆。

比如一段时期只要抓住逃来的人，立即遣返，可这样的“绝情”没能坚持很久，因为两地人民之间“剪不断”的乡情，厢港采取了“抵垒”政策，只要你能够成功来到厢港而不被抓到，到达市区之后就可以在厢港居留。就像垒球比赛中，跑到下一垒只要及时触垒便可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