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袁隆平爷爷的理论思路。”

张启说到这里，脑海中回忆起上一世与袁隆平院士亲密合作的场景，又继续说道：

“理论毕竟是理论，首先得找到一个研究开始的范本，也就是说，得在自然界发现一个天生的雄花不能发育的水稻花。有了这个范本，然后才能研究下去。袁隆平每天晚上就在想：不育系、不育系、不育系，亲爱的您在哪里啊？于是，袁隆平的团队就开始天南地北地展开了寻找工作。

这个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因为理论毕竟只是理论，能不能找到还不好说。但他们的运气还是不错的，概率相当于同一只羊被雷连续劈中9次。运气就好到这种程度。

1970年，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三亚南红农场的技术员冯克珊，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偶然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也就是‘野败’，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后来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技术，就是从这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开始的。”

小主，

谢郁文又问：“那为什么李必湖不是‘杂交水稻之父’呢？”

张启向她解释道：“虽然是李必湖第一个发现了‘野败’，但袁隆平依然是‘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是理论的开创者。没有理论指明研究方向，就没有应用。李必湖是按照袁隆平的理论指导，才找到了需要的研究材料‘野败’。所以说，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之父’实至名归，确实无可置疑！”

谢郁文又说道：“如果农民就是不喜欢杂交品种呢？让农民拥有可以留种的作物多好啊！”

张启哈哈一笑，解释道：“你如果是农民，就不会这样说啦。农民已经多年受益于杂交品种，早就习惯了杂交技术。

我可以告诉你，农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可以留种。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可以留种的种子，其实就是纯种。纯种是可以留种，没错，但是其缺陷实在太大了，农民经过对比，就感觉到不划算，还不如使用杂交种子。纯种的缺陷在于，其天生就容易退化，而且产量很低。比如某一个农民第一年种了纯种，打的麦子还可以第二年继续种，自然不必年年买种子。可是到了第二年看收成，产量下降很多。到了第三年，产量又掉了一大截。一般来说，纯种最多使用三年，越往后性能越惨。所以农民过个三年还必须重新买种子。农民如果采取杂交技术，则产量立马提高几个档次，虽然需要每年花点钱购买新的种子，但是一算总账，收益依然比种纯种的作物划算。所以，农民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可以留种，只要每年的收益更大就行。

此外，农民为什么喜爱非纯种，与工业化有关。在小农经济时代，一个家庭可以自己弄，但种子的产量很差劲。农业工业化实现之后，采用了给种子“包衣”的技术，就是将种子浸泡在营养液之中，给种子外壳涂上一种‘保护衣’。效果是既防虫，又防护除草剂，还提高产量。但传统小农经济的一家一户，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做“包衣”。只有工业化的工厂，可以提供这种服务。工业化以后，新种子有几个好处：第一，成本大幅下降，即使农民每年花钱购买，也比纯种便宜许多。第二，性状不容易退化，而纯种很快就退化了。第三，有‘包衣’技术加持，纯种则没有这个东西。

有些人不懂科学知识，胡说什么‘转基因作物不能留种’，但转基因技术与能不能留种一点联系都没有。”

谢郁文又说道：“万一有些人就喜欢钻牛角尖呢？比如，他们会说：‘不行！不行！虽然现在不能留种也没有关系，但难保未来某一天出现巨大的天灾人祸，农民拿不到杂交种子了，这可怎么办啊！还是留种好！’张启哥哥，你说应该如何这个风险?”

张启微微一笑，说道：“哈哈，别急！非要留种，也不是不可解决。世界上你不了解的科学技术多得是。还真有办法解决呢。那就是依靠转基因技术实现留种。正是转基因技术，让原本不能留种的杂交作物，居然也可以留种了。

作物在受精后胚珠的发育，是依靠一个基因BBM1的激发的。在花粉精子中BBM1是有表达活性的，而在未受精的卵细胞中BBM1则不表达。在自然条件下，花粉精子中的BBM1表达产物，在受精后会激活卵子BBM1的表达，从而开启胚发育的过程。通过转基因以及基因编辑手段，科学家们让卵细胞中的BBM1直接就能表达。这时候不需要受精过程的发生，卵细胞就能发育成胚——即幼小的植株。卵细胞是单倍体细胞，即使它能够绕过受精过程发育成胚，产生的植株也是单倍体，因此还要绕过减数分裂这个难关。好在，科学家们发现，只要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敲除水稻中的三个减数分裂相关基因，就能让水稻的生殖原细胞的减数分裂变成有丝分裂——这个过程被称为MiMe。通过这一过程，卵原细胞在形成卵子的时候，不会发生重组和同源染色体分离，同时维持二倍体倍性。科学家可以利用这种类似无性繁殖的过程来产生种子，从而维持其杂种优势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