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目光第一时间便落在了孩子身上，那眼中满溢的慈爱，仿佛能融化世间所有的冰雪。

次日，父母从河口匆匆赶来县城。在那摇摇晃晃的公共汽车上，他们偶然听到几个乡镇的团委书记在热烈地谈论着：“听说老甄（那时基层团委书记都如此尊称我）生了一个儿子！”“对，是个儿子。”

父母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暖流，同时也怀着一丝期待与疑惑。

到了医院，母亲迫不及待地询问常英：“是个儿子吧！”常英微微一愣，眼中带着些许惊讶：“妈，你怎么知道的呢？”

母亲脸上洋溢着笑容，说道：“我和你爸在车子上就听到几个年轻人在议论说‘老甄’生了个儿子，我们就想着这‘老甄’大概是我的儿子吧！”

病房里顿时响起一阵欢快的笑声，那笑声在空气中回荡，充满了幸福与喜悦。

常英生产后，留在了县城，由婆母两家的亲属轮流悉心照料。那小小的病房里，弥漫着浓浓的亲情，仿佛是世间最温暖的港湾。

而我，在短暂陪伴家人后，便怀着满心的牵挂，匆匆赶回河套继续投身于整党工作。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如同一只负重前行的骆驼，在亲情与责任的广袤沙漠中坚定地跋涉。

1986 年下半年，市委如同一座明亮的灯塔，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道路，组织了 1987 年最后一批干部脱产大专学历班招生前的培训。这为期 10 个月的培训，宛如一场希望的盛宴，而考试时间定在了 1987 年 7 月下旬。

我心中怀揣着一团炽热的火焰，那便是改变现状，尽快解决家属子女的“农转非”问题。这个愿望如同璀璨的星辰，在我心中熠熠生辉，不断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于是，我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经过层层严格的组织审查，我幸运地获得了报考资格。淮上县一同参加复习的还有城关镇党委秘书施祥、水利局技术员查鹤翔、五金公司门市负责人钱德华。

在当时，作为已经位居副局级的干部，我的这个决定显得格格不入。在大多数人眼中，到了这个职位，往往会安于现状，不愿再去承受复习考试的巨大压力与艰辛。然而，我却有着自己的执着与追求。

进入复习班后，我被委以临时班级支部书记兼班长的重任。这个安排无疑彰显了我在众人中的职级地位。但这也使得我脱产学习的决定更加引人注目，仿佛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了一颗巨石。我深知自己选择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我毫不退缩，心中默默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拼这最后一次，即便失败也绝不后悔。

出发前的那一天，阳光洒满大地，却无法驱散我内心深处的紧张与期待。我骑着自行车，小美乖巧地坐在自行车前杠的小椅子上，小脑袋好奇地四处张望，眼睛里闪烁着对世界的好奇。常英坐在后座，怀里紧紧抱着景洋，车子的龙头上还挂着两只装满生活用品的大包。

我就这样缓缓地载着全家，从淮上朝着河口的家前行。微风轻轻拂过脸颊，路边的树木沙沙作响，仿佛在为我低声加油鼓劲。

将家属妥善安顿好后，我便一头扎进了没日没夜的复习之中。

元旦佳节，本应是阖家欢乐、热闹非凡的日子，然而外面却是冰雪皑皑，整个世界仿佛被一层洁白的棉被所覆盖。

我穿着单薄的布鞋，独自走在寂静的雪地上，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寒风如刀割般划过脸颊，但我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学习。

从河口赶到淮上县汽车站，再辗转到两淮市车站，最后抵达复习点。当我踏入那空旷的教室时，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整个复习班里只有我孤独的身影。

周围安静得可怕，没有一丝声响，甚至连一个可以吃饭的地方都难以寻觅。我独自坐在书桌前，翻开书本，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声响。

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五晚上，天空再次飘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着，似乎想要将世间的一切吞噬。我却毫不畏惧，孤身一人再次踏上前往复习点的路途。

整个学校都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只有我所在的寝室透出一丝微弱的灯光。昏黄的灯光在风雪中摇曳不定，仿佛随时都会熄灭。街上的店铺大门紧闭，我只能从背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干馍头，艰难地咀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