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上门的业务，并且是前所未有的大业务，白晓倩岂能不积极。

一接到电话就从医院往律所赶，同时让艾琳和施玲稚收集相关资料，以便接下来讨价还价，确定最终律师费用。

下午4点23分，除正在医院养伤的王中阳之外，思恩联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部出现在数字电视里，韩均低头看了一眼笔记本电脑，似笑非笑地用英语问：“艾琳，这个案子应该有印象吧，记得当年你扮演过本案的控方律师。”

艾琳耸了耸，极其夸张地笑道：“这个诉讼让我感觉到时间流逝，难以置信，至少已过去八年，两个总统任期都应该结束了。”

施玲稚对此并非一无所知，而且刚才收集过资料，禁不住笑道：“马拉松式诉讼，碰到这么优质的客户，那几个家伙真幸运。”

送上门的客户正坐在老板身边，幸好说得是英语，不然人家肯定不会高兴。

白晓倩不想让人认为她们讽刺北华制药“钱多”、“人傻”，立马接过话茬道：“老板，你跟艾琳很早就接触过这起诉讼，了解情况，你们介绍一下。玲稚，你帮艾琳翻译，从现在开始说普通话。”

办正事要紧，施玲稚抓起笔道：“好的。”

怎么全是女人，破案要女警察配合，打官员要女律师协助，难怪要辞职，原来作风有问题。黎副省长跟张厅长对视了一眼，不动声色坐在一边，想知道他们对案情到底有多了解。

韩均清了清嗓子。看着摄像头如数家珍地介绍道：“得益于日本企业因价格联盟在美被诉，中国维生素c生产企业迅速跟进。不夸张地说曾在美国呼风唤雨。2004年，维生素c全球产能12万吨。其中68%产能在中国，集中在北华制药、东北制药、东江集团等四家企业，美国85%以上的维生素c市场由中国企业占据。

但低价加疯狂扩大产能，负面效应迅即显现。2000年到2001年间，维生素c的出口价格从每公斤5.2美元一路狂跌到2.8美元以下，四大国企竞相压价，最后谁也没钱赚，于是联合定价的想法油然而生。”

北华制药代表不同意这个说法，忍不住纠正道：“联合定价是医保商会维生素c分会牵头的。协会隶属于商务部，相当于行政命令。”

“有所耳闻。”

韩均低头看了一眼刚上网查询到的材料，继续介绍道：“2001年11月16日，由这个隶属于商务部的协会牵头，包括四大国企在内的国内六家维生素c企业召开了一次行业会议，达成了维生素c出口价格方面的协议，决定限制产量，统一上调价格。

这次行业会议的会议记录，被美国原告律师掌握。成为这场反垄断诉讼中的关键证据。记录显示，参会企业一致通过了维生素c出口的‘最低定价’3.35美元，并约定限制出口数量。”

艾琳端着咖啡，一脸遗憾地说：“《谢尔曼法》第1条规定：任何契约、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用来限制州际间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是非法的。在本案中，被诉公司在相同时间内。以同样方式，在统一范围内设定相同价格。并通过限制产量来保持一定价格，足以说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价格共谋。

并且据我所知。此后几家被诉企业每年都会举行这一例会。原告在起诉涉案企业联合控制维c价格的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告方的中国企业也没有反驳价格共谋这一主张。所以原告有足够理由要求主张法庭依据《克莱顿法》第4条，判被告承担其损害额的3倍赔偿，这还不包括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