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帆的心情，宛如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听着法制科两位警官的案情分析，他知道这里出现的情况，和上世又不一样了。

金科长分析的这些，紧贴案情，紧跟现场，很有针对性，思路很对，方向很准。

这些，也是上世后来进行的重要反思之一。

那个年代，对于国营单位，几乎有天然的信任。吃公家饭，又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呢？简单问询之后，又有对应的人证佐证，就直接忽略放过了。

潜意识中，还是认为是传统的拐卖集团组织，人贩子的集体作案。

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和调动警力，更多地放在，现场人员问询、外来人口排查和交通协查上。

并出于政治考虑，不导致大的社会动荡，不扩大负面影响，案情也没有及时向社会进行正式通报。

在各种因素的夹杂下，导致错过了最佳的破案时机。

客观讲，随着改革开放慢慢深入，经济建设渐渐成为绝对中心，精神文明建设相对缓慢。“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贪污腐败”等问题逐步出现。

没有任何兆头，也没有太大压力，一部分人突然就变坏了，不择手段，心狠手辣。

而社会和大多数人，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和应对。这是社会进步的阵痛，也是时代的悲哀。

杨晓帆可以判断，上一世，金令镇应该是没有参与破案的，至少这个侦破思路是肯定没有提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的杨晓帆万念俱灰，心无旁骛，颓然离开。其他“小四只”们心情也都非常不好，估完分后，大家也没有一起聚餐，就各自回家了。

金德宝还是回到爷爷家，依旧参加了家庭组织“高考大捷”庆祝大会，但他意兴阑珊，强装笑颜，顺从地陪同四位老人家，也没有心情去帮助爸爸。

那时的金令镇，老老实实地坐在餐桌旁，低头喝着闷酒，听着老爷子和岳父“两座大山”吹牛、斗嘴、夸孙，又抬头看看出色的儿子，感叹着自己的事业平淡，以及年华老去，深感处处受制，同样也是精神不振，心不在焉。

倒不是说，法制科科长金令镇同志的侦破水平，有多么高明。但他有一点是很特殊的。

他是军转干部，还是营职干部转业，在保密单位还当过营、连、排三级主官。

那个年代，军人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而防间保密、打击犯罪是深深刻在军人骨子里的。

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敢于质疑一切，敢于挑战一切，敢于针对一切。

对于国营单位，没有那么多的信赖和包容而已。爱谁谁，管你是谁，哪个单位，感觉有问题，就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