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六日，东京。

命令是上午八点传达到第四师团营区的。

送命令的参谋骑着摩托车冲进营门，车轮在沙土地上划出一道长长的弧线，后座上那个夹着文件的少尉还没等车停稳就跳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跑进师团司令部，把一份盖着参谋本部红章的命令拍在了寺内寿一的桌上。

寺内寿一当时正在喝早茶。

他端起茶杯，不紧不慢地看完命令，然后放下，对那个气喘吁吁的少尉说：“知道了。”

少尉愣了一下，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寺内寿一又端起茶杯，继续喝。

命令的内容很简单：第四师团于十月十日自东京湾启程，由海军护送至釜山港，然后经朝鲜陆路北上，抵达鸭绿江南岸集结，随时准备支援关东军。

简单来说，就是要去满洲了。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半个钟头就传遍了整个营区。

按理说，接到出征命令，部队应该立刻紧张起来。该检查装备的检查装备，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给家里写信的给家里写信，该跟媳妇告别的跟媳妇告别。这是日本陆军的规矩，也是武士道精神的基本体现。

可第四师团的营区里，完全没有那种风声鹤唳的气氛。

反而像过年。

对，就是过年。

士兵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凑在一起嘀嘀咕咕。那脸上的表情，怎么说呢，有兴奋，有盘算，有精明，甚至还有几分跃跃欲试。唯独找不到“慷慨赴死”四个字。

一个叫山田的矮胖上等兵蹲在营房门口，掰着手指头跟几个同乡算账。

“我跟你们讲，朝鲜那个地方，我去过。仁川、釜山、平壤，我都熟。那地方的物价，比东京贵出三成不止。有些洋货，那更是贵的没边儿。一块肥皂，在东京卖八钱，到了平壤能卖到二十钱。一盒洋火，东京卖十二钱，到了元山能翻到三十钱，还有人抢。你们算算，这是几倍的利？”

“山田，你又吹牛。你啥时候去过朝鲜？”一个瘦高个士兵表示怀疑。

“我叔在釜山开货栈的！我跟他干过两年！”山田急眼了，“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是要把钱都换成货带过去。这一趟下来，赚的钱够我家开个铺子了。”

“那感情好。带我一个。我昨晚上就盘算好了，买二十打洋火，再买十块皂。本钱不多，赚个辛苦钱。”

“你买洋火？那东西打仗要用的！到时候营里要检查，你怎么说？”

“检查个屁。军曹比咱们买得还多。你没看见他昨儿请病假出去，回来背了两个大包袱？他买的是花布，说要到朝鲜卖给那些女人做裙子。”

士兵们哈哈大笑。

不远处，一个曹长正从营房后头溜出来。他换了身便装，头上戴了顶旧礼帽，压得低低的。肩上搭着一条灰布口袋，里头鼓鼓囊囊。他边走边东张西望，跟做贼一样。走到营墙根下，他找了个破竹梯子，麻利地翻了出去。墙外头，早有个人力车等着。

“去浅草。”曹长跳上车，压着嗓子说。

人力车夫回头看了他一眼，笑呵呵地迈开了步子。他拉过太多这样的“便装皇军”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当兵的跟蝗虫一样，成群结队地往街上跑。他车钱都涨了两成。

营区门口，值班的几个士兵站得笔直。但他们兜里也都揣着刚写好的采购清单。有人买了新毛巾，有人买了成打的针线，还有人批发了几十盒薄荷膏。都是些小本买卖，可谁都不想空着手去朝鲜。

整个第四师团，像被人往油锅里泼了一瓢水，彻底炸了锅。

而这一切的源头，得从装病说起。

大阪人，本来就是全日本最会做生意的。第四师团又恰好是大阪编成。师团里的兵，卖鱼的、开杂货铺的、摆摊的、收旧货的，干什么的都有。战都还没打，一个个脑子里那本账，早就拨得啪啪响了。

可军营不是想出去就能出去的。平时请假，手续繁琐，还得看上面心情。于是，“病号”就成了最好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