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大年初八，下午三点。金陵。

车队从机场出来，沿着中山路一路向南。前面一辆黑色轿车开道，后面两辆卡车押后，中间是一辆没有标识的军用卡车。卡车的帆布篷拉得严严实实，从外面看不见里面装的是什么。但如果你仔细听，能听见帆布篷底下有“唔唔”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含着什么东西说话。

赵洪昌坐在第一辆轿车的后座上，腰杆笔挺，目视前方。他的左手边是车窗，右手边是戴笠。戴笠坐在他旁边，双手放在膝盖上。他的嘴角挂着笑，那笑容是“我在陪领导”的笑，嘴角往上翘着，眼睛眯成一条缝，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我是来帮忙的”的谄媚。

戴笠的心里在打鼓——赵洪昌来金陵，他主动去接，是为了混个脸熟。山东那边的情报，他一点都搞不到，赵洪昌那边的人他一个也渗透不进去。与其在远处干瞪眼，不如贴上去，套近乎，看看有没有机会。他没想到赵洪昌会让他上车，更没想到赵洪昌会让他坐在旁边。不对，这车就是他的，他干嘛这么拘束？后来他以为赵洪昌要跟他说什么，但赵洪昌一个字都没说。从机场出来到现在，快二十分钟了，赵洪昌没看他一眼，没跟他说一句话。

车窗外的金陵城在灰蒙蒙的天色中缓缓后退。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只干枯的手。街上的行人不多，有的缩着脖子赶路，有的蹲在门口抽烟，有的在收摊子，把摊上的货物一件一件地往筐里装。车队从他们面前驶过，有人抬起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赵洪昌的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落在前方。他看见了一个建筑轮廓。灰色的，高大的，门楣上写着几个字——最高法院。距离还有一百多米。他忽然开口了。

“停车。”

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司机一脚刹车，福特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后面的两辆卡车也跟着停了下来。戴笠被惯性带得往前一栽歪，差点撞上前面的椅背。他稳住身体，转过头看着赵洪昌，嘴巴张开，蹦出一句。

“这是为何？”

他不是故意问的，是好奇。真的好奇。最高法院就在前面，一百多米，走路两分钟。开车进去，直接把汪精卫夫妇交给法院，完事。为什么要停车？他本来没他什么事，他就是想来混个脸熟。但赵洪昌这一出，让他忍不住了。

赵洪昌没有看他。他推开车门，下了车。皮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嗒”的一声。他整了整衣领，转过身，朝后面的卡车挥了一下手。

“下车。走过去。”

卡车上的督察兵跳了下来。六个人，全副武装，汤姆逊冲锋枪端在手里。他们把汪精卫和陈璧君从车厢里拽了出来。两个人的手还被绑着，嘴还被塞着。他们的腿已经麻了，从机场到这边，二十分钟的车程，他们一直是蹲着的。督察兵一拽，他们踉跄了两步，差点摔倒。督察兵不耐烦地架住他们的胳膊，拖着他们往前走。

“走过去？”戴笠的声音拔高了半度，带着一种“我没听错吧”的不可置信。他看了看那辆军用卡车，又看了看最高法院的建筑轮廓，又看了看赵洪昌。一百多米，从这头走到那头，路上的行人、店铺里的老板、路过的车辆——都能看见。汪精卫，国民党元老，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党内的二号人物，被绑着手，塞着嘴，被六个拿冲锋枪的士兵押着，从大街上走过去。这是一点脸也不给汪精卫留啊。

戴笠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他忽然觉得，赵洪昌这个人，比他想象的还狠。不是那种背后捅刀子的狠，是那种当着你的面把你按在地上踩的狠。你告状，他抓你。你拉拢，他绑你。你求饶，他不听。你装死，他把你拖出来游街。他看了一眼被押着往前走的汪精卫，心里默默地给赵洪昌加了一条备注——这个人，惹不起。

赵洪昌已经迈步往前走了。他的步子很大，每一步都很稳，皮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嗒嗒嗒嗒，像节拍器。督察兵押着汪精卫和陈璧君跟在后面，六把汤姆逊的枪口对着两个人的后背。戴笠小跑着跟上来，他不想跟，但他在现场，不跟显得他怕事。他跟在赵洪昌身后半步远的地方，像一个随从，像一个跟班，像一个——他说不上来。

街上的人开始注意到了。

一个穿着长袍的老头从茶馆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茶。他看见那群人，愣了一下。他眯着眼看了看被押在中间的汪精卫，认出来了。他的嘴巴张开，茶碗从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碎成了好几瓣。他的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带着一种“我没看错吧”的震惊。

“汪精卫？”

旁边几个正在下棋的人抬起头来。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人推了推眼镜，仔细看了看。然后他也认出来了。他的声音比老头大，带着一种“这是怎么回事”的惊呼。

“真的是汪精卫！汪精卫被绑了！”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从店铺里探出头来，有的从巷子里走出来，有的骑着自行车停下来，踮着脚尖往前看。人群里开始议论纷纷。

小主，

“那不是汪精卫吗？”

“怎么被绑了？”

“嘴里还塞着东西！”

“那些当兵的是哪来的？看那军装，不是中央军。”

“是山东的！我在报纸上见过，山东军的军装就是这样的！”

“山东军跑到金陵来抓人？还抓到最高法院门口？”

汪精卫听见了那些声音。他的脸涨得通红，从红变成紫，从紫变成黑，从黑变成了一种说不上来的、介于愤怒和屈辱之间的颜色。他的眼睛瞪着赵洪昌的后背，目光像两把刀，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剥。他这辈子，当过行政院长，当过外交部长，当过国民党副总裁。他在南京住过，在武汉住过，在广州住过，在重庆住过。他见过皇帝，见过总统，见过总理，见过委员长。他从来没有被人绑着在大街上走过。今天，他被人绑了，被人塞了嘴，被人押着在金陵的大街上走。旁边的人在指指点点，在议论纷纷，在喊他的名字。

他的眼泪下来了。不是哭，是那种“我他妈到底做错了什么”的委屈。他的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西装的前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他想擦，但手被绑着，擦不了。他想说“我不是犯人”，但嘴被塞着，说不出来。他只能站在那里，站在那里让那些人看，让那些人议论，让那些人指指点点。

陈璧君也在流泪。她的眼泪比汪精卫多，多到糊了满脸。她的眼镜歪了，珍珠别针掉了，旗袍皱得像一团抹布。她低着头，不敢看路人，不敢看镜头，不敢看任何东西。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在无声地抽泣。

督察兵没有看他们。他们的目光扫视着四周的人群，警惕着任何一个可能冲过来的身影。汤姆逊冲锋枪的枪口始终对着地面，但他们的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随时可以抬起来。

戴笠跟在赵洪昌身后，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赵洪昌这一手，太绝了。把汪精卫从最高法院门口押进去，当着满大街的人走过去。这一走，汪精卫的名声就彻底完了。就算法院判他无罪，老百姓也记住了——他被绑着游过街。在民国，在金陵，在最高法院门口。这不是审判，这是羞辱。不是法律的羞辱，是人的羞辱。

他看了一眼赵洪昌的后背。那后背笔直，军装笔挺，步伐稳健，像一棵扎了根的老松树。戴笠忽然觉得，自己那点小心思，在赵洪昌面前，连屁都不是。他想混个脸熟，赵洪昌根本没拿正眼看他。他想套近乎，赵洪昌连话都不跟他说。他想搞情报，赵洪昌把汪精卫绑到大街上游街。你跟他玩心眼，他跟你玩命。你跟他玩套路，他跟你玩不要脸。你怎么玩？

戴笠深吸一口气，把那口气咽下去，加快了脚步，跟了上去。

金陵官邸。

老蒋站在窗前，双手背在身后。他的面前是一扇大窗户，窗外是金陵城灰蒙蒙的天。他的身后站着侍从室主任，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情报。

“委座，赵洪昌在最高法院门口让汪精卫下了车，走了过去。一百多米，从大街上走过去的。路上的行人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