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5章 欺负老实人

1931年1月22日下午,金陵,鸡鹅巷。

戴笠把那份刚从印刷厂拿来的报纸拍在桌上,拍得“啪”一声响,震得茶杯盖都跳了起来。

报纸是英文版的,金陵出的,专门给洋人看的。头版头条,黑体大字,加粗加框,生怕人看不见——“山东空军控诉日寇袭击:十二名飞行员牺牲,二十余人受伤。”底下配了一张照片,赵洪昌站在主席台上,面无表情,身后站着一排穿军装的飞行员,个个脸色凝重,旁边还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据说是医生,据说是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据说是给那些“受伤”的飞行员做完手术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戴笠看着那张照片,牙根都快咬碎了。

“他妈的,赵洪昌,代理师长,踏马的,没完了是吧?”

他的声音从办公室里传出来,走廊里的人都听见了,但没有一个人敢探头。上次有人探头,被戴笠骂了半个钟头,从那以后,走廊里路过这扇门的人都踮着脚尖走,生怕发出一点声响。

戴笠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踩在地板上,嗒嗒嗒嗒,每一步都带着一股子“老子不服气”的狠劲。他的脸涨得通红,嘴角往下撇着,整张脸皱成了一个“完了完了完了”的形状。

“你踏马的一个反间谍的,兼职管军纪也就算了,手里有一万五千人的督察总队,野战军编制,老子也就不说什么了——”

他停下来,双手叉腰,仰头看着天花板,像在跟老天爷讨个说法,“踏马的又兼任空军师长?空军师长?那是咱们这个专业应该搞的吗?啊?你一个搞情报反间谍管军纪的,现在当空军师长了,这个找谁说理去?”

他在办公室里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困兽,暴怒,憋屈,无助。

他戴笠,手下特工成千上万,搞情报、搞渗透、搞暗杀,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冯诺那个小兔崽子在山东搞了这么大动静,他连个屁的情报都搞不到。

人家把废机油泼到关东军司令部头上了,他从报纸上才知道。人家开记者招待会控诉“日寇袭击”了,他还是从报纸上才知道。他戴笠成什么了?成看报纸的普通老百姓了。

他重新坐下来,拿起那份报纸,又看了一遍。赵洪昌那张面无表情的脸,越看越来气。他忽然想起一件事——赵洪昌兼任空军师长,那冯诺的空军现在归谁管?归赵洪昌管。赵洪昌是督察总队总队长,管军纪、管反间谍、管情报。现在连空军都归他管了。这他妈的是什么操作?一个搞反间谍的,去管开飞机的?术业有专攻你懂不懂?

但戴笠不得不承认——赵洪昌这招玩得漂亮。记者招待会一开,欧美报纸一登,舆论就占住了。日本人说什么都晚了。你抗议?你说你没攻击?报纸上写着“十二名飞行员牺牲”,你说没有,谁信?欧美记者不信,欧美政府不信,欧美老百姓更不信。你日本人不是天天喊“卧薪尝胆”吗?不是天天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吗?怎么连人家训练中的飞机都攻击?不要脸。

戴笠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纸团在桶沿上弹了一下,掉在了地上。他看了一眼,没捡。

“赵洪昌,你个王八蛋。”他轻声骂了一句,声音小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

金陵,官邸。

老蒋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山东保安司令部送来的军报。军报是正式公文,红头文件,盖着山东保安司令部的大红印章,措辞官方,语气正式,内容简洁——“我部航空第一师在渤海上空例行训练时,遭关东军航空兵无故攻击,损失飞机十二架,牺牲飞行员十二人,伤二十余人。详情另报。”

老蒋看完了,把军报放在桌上,靠在椅背里,双手交叉搁在肚子上,脸上的表情写着四个字:老子不信。一个字都不带信的。十二架飞机被攻击?你们山东空军的飞机还在天上飞着呢,今天上午刚泼了人家第二遍,哪来的损失?哪来的牺牲?伤二十余人?伤的怕是鬼子吧。

他把军报拿起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的几个人——刘峙、何应钦、陈诚。三个人坐在沙发上,表情各异。刘峙靠在沙发背上,翘着二郎腿,脸上带着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无奈。何应钦端着茶杯,吹着浮沫,一口没喝,就那么吹。陈诚坐在最边上。

老蒋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带着一种“你们倒是说话啊”的不耐烦。

“都说说吧。这个事情怎么办?”

刘峙第一个开口。他把二郎腿放下来,身体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脸上的表情写着“这还用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子“那个小兔崽子就是欠收拾”的恨意。

“冯诺那个小兔崽子,就是明显的没事找事。根本不顾国家大局。恶心关东军一次就完了,还恶心人家第二次,第三次。今天上午又泼了一次,听说关东军司令部现在全是黑的,连旗杆上的膏药旗都被泼成了黑旗。这不是打日本人的脸吗?这是把日本人的脸按在地上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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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按在地上踩”的时候,手还比划了一下,好像真的在踩什么东西。

何应钦放下茶杯,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很平,平到像是一潭死水,但每个字都像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不多不少,刚好能把问题抛出来。

“日本的抗议怎么办?今天上午外务省已经发了两份抗议了。一份给金陵,一份给山东。金陵这边,外交部已经收到了。山东那边——冯诺理都没理。”

老蒋的嘴角抽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就知道”的无奈。他转过头,看着陈诚。

陈诚的腰杆更直了。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钉在木板上的钉子,钉得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