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家在锦衣卫厮混的第一代，始于嘉靖初年担任过指挥使的骆安。骆安的生平履历此处不说也罢，但有一层关系非说不可，那就是在他死后，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高拱应邀为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

这篇墓志铭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执笔者是高拱，而且还因为它是后世研究骆家的一篇重要文献，与其他一些文献综合在一起，就可以基本确定骆家的发迹过程。

骆家籍贯落在宁远，但不是辽东那个宁远，是湖广的宁远，后世在湖南永州新田县。但骆家本来也不是湖广之人，而是其祖上随太祖皇帝征战，最后“克城有功”，受封落在宁远。这位骆家高祖名叫骆以诚。

之后很有意思，骆以诚所属军卫经过一番复杂调整，最终“占籍燕山中护卫”。随着太祖于洪武三年封朱棣为燕王、洪武十三年燕王就封北平，燕王朱棣带着“燕山中、左二护卫将士五千七百七十人”北上。

于是，骆以诚就这么轻易获得了北京户口，一文钱没花都不说了，燕王还打赏了这批人“钞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一锭”——注意，这时候的大明宝钞还是比较坚挺的，绝非废纸。

骆家之后的历代都有记载，不过此处不必细说，只说到了骆安这一代，因为首次混到了指挥使这个级别，居然请动高拱这位翰林编修为其写墓志铭，可见阶层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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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一开头就提到过，高拱因为在京不肯受贿，在乡不许增田，所以在京师的日子长期过得紧紧巴巴，主要创收业务就是帮人写墓志铭。

按照他的说法，做这事不用出卖良心，了不起也只是帮人家把其祖先的功业夸耀一番，三分功业夸得仿佛有七八分，但终归不必说假话，算是个不污清名的勾当。京师居，大不易，这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无论高拱对此的态度是不是仅仅收钱码字，但随着他本人的地位日益提升，骆家反而抓住机会巴结上了他。只是高拱本质上对锦衣卫提防得很，不愿意与之走得太近，于是双方一直都处于一个若即若离的状态。

然后，高务实就出现了。

略过一些高务实常规的打造人脉操作暂不去提，后来高务实在宫中就曾经用到过骆家的力量，彼时骆家那位出面的锦衣卫大汉将军，正是负责某处宫门守卫的骆秉良。

骆秉良是谁呢？是骆思恭他爹，也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嘉靖朝锦衣卫指挥使骆安的侄儿。

嘉靖四十年的时候，骆安之子骆椿英年早逝，没有留下子嗣，于是骆家便将骆秉良立为骆安嗣子，以骆椿“亲兄”的名义袭职。但此处有个麻烦，那就是骆安的指挥佥事职级，已由骆椿承袭了一辈，所以骆秉良只能降袭祖职为正千户带俸。

因此到骆思恭这一代的早年，骆家的家庭经济已落到比较窘迫的状况，而骆思恭早年也只好通过京卫武举来获得上升途径。

但是等到骆秉良为高务实立下功劳，骆家的日子顿时翻身，比原历史上过得更滋润一些。而高务实作为早知道骆家此后会发迹的人，也是有心栽培。比如到了现在，骆思恭已经混到了“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事管事”。

这个职务的意思是，他正式职务为“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事”，而后缀的“管事”二字则是在镇抚使无人担任的情况下实际管理南镇抚司事务，可以认为是后世的“代理XX”。

那么问题来了，前任南镇抚司镇抚使是谁？没错，正是上一章提到过的高务实五哥高务本。

高务本是因为高务实要退出对锦衣卫的直接掺和而自请辞任的，但是他辞任之后朱翊钧不知为何，却至今仍未任命新的南镇抚司镇抚使，只是让骆思恭以佥事管事南司。当然，合理推测自然是朱翊钧想要给高务实一个面子。

反正不管怎么说，骆思恭他们家老早就和高家有些不远也不近的关系，高务本则还对骆思恭有些知遇之恩，这总是没差的。从朱翊钧今日的表现来看，他也把骆思恭当心腹看待，其中道理就很耐人寻味了。

至于他们此刻提到的王之桢，本书前文也说过，为免读者诸君忘记，稍稍介绍：王之桢是王崇古的孙儿，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张四维是高务实的舅舅……因此皇帝说王之桢与高务实算是远房表亲。

你看吧，之所以三国里一提到袁绍，言必称“四世三公”，道理放在如今的大明也是一样。人脉这种东西，几代人积累下来之后就是如此错综复杂而又时时刻刻都在发挥作用。

高务实的厉害之处当然多，但他是高文正公的衣钵传人这一点近年来总被人忽视，其实何止这一点，他还是“承三代首辅之余荫”呢！这其中的政治能量有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