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让后人震惊的一件事还在后头。

一日，哀帝在麟麒殿摆酒宴，与董贤父子及亲属聚饮，侍中、中常侍王闳兄弟都在旁侍候。汉哀帝当时借着有了一些酒意，不慌不忙地看着董贤而笑，说道：“我想效法尧禅位舜，怎么样？”

董贤还没说话，王闳脸色大变，进言道：“天下是高皇帝的天下，不是陛下所有的。陛下继承帝系，应当传位给子孙直到无穷。世代相传的大事至关重要，请皇上不要随口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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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这样的当头棒喝实在是忠臣之举，义之所在，但汉哀帝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之难看让左右之人都十分害怕。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王闳赶出去，以后不得再侍宴。

当初那些人拿高务实比作董贤，后来引起朱翊钧震怒的主因就出在这里。朱翊钧自问与高务实的既是君臣，又是知交，把两人的合作看做自古以来明君贤臣的典范，怎么能容忍有人将其看做哀帝与董贤？

朱翊钧从东厂和锦衣卫处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肺都要气炸了。那董贤除了长得好看，整日就是侍候哀帝，这哪是什么国之贤臣，不过是后宫那些阉宦一般，怎配与朕当做国之栋梁的务实相提并论？

再说汉哀帝，那是个什么狗屁皇帝，居然拿他与朕作比？

不过这里有一点要注意，朱翊钧在这件事上的愤怒，并不仅仅是出于汉哀帝有宠信董贤、搞出“断袖之癖”这个成语由来等问题。作为皇帝，他更敏感的部分还是哀帝的政治作为正好与当时的他有类似之处。

什么类似之处？有两点：第一点是都很年轻；第二点是喜欢改革。

先说年轻。汉哀帝驾崩时年仅二十五岁，在位仅仅六年，虽然他登基的时候已经是成年国君，但在位期间大致与当时已经亲政的朱翊钧年岁相仿。

再说喜欢改革。在政治上，汉哀帝即位后，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接受大司空朱博的奏请，取消成帝绥和年间的官制改革，恢复丞相、御史大夫的二府体制。同时亦取消州牧，恢复刺史。

不过，到了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五月，汉哀帝又恢复三公体制，但将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将丞相改称“大司徒”，并提升大司马的地位，使其为三公之首。这三公新改之后，分别由董贤、孔光、彭宣出任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哀帝还想改革司直、司隶，并增设司寇一职，但事情还没确定就驾崩了。

在汉哀帝的在位时期，宫室、苑囿、府库的收藏已经很多，百姓的资财富有虽比不上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但人口达到鼎盛，是有汉以来最多的，于是哀帝也想改革经济。

哀帝继位初期，以左将军师丹代替王莽担任大司马辅佐朝政。师丹一上任就向汉哀帝提出限田限奴的建议，企图使汉家摆脱厄运。

经过群臣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制定具体规定：诸侯王、列侯、公主、吏民占田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的奴婢以二百人为限，列侯、公主一百人，吏民三十人；商人不得占有土地，不许做官。超过以上限量的，田蓄奴婢一律没收入官。

这本来已经可以说是做出过一定妥协的改革，但依旧遭到了把持朝政的权贵的反对。首先是遭到丁、傅两家外戚的反对。而汉哀帝本人对这一诏令也没有实际的支持，特别是后来他竟一次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是限田最高额的近七十倍，于是限田、限奴婢令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朱翊钧看来，高务实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的“董贤”？别的不说，高务实当时说朝廷应该收商税的时候，那可是在原本没有税种的情况下，让京华主动上缴相关税收，以此来开风气之先的。

更不要说赏赐不赏赐了。算起来，他朱翊钧这么多年下来赏赐给高务实的钱财简直不好意思开口，高务实带来各种大胜，皇帝的赏赐无非几匹红绸子、百十两纹银之类，完全都是按照过去的例子比照着来。

高务实真正拿到的“赏赐”，恐怕认真来看也无非就是皇帝的一些赐字、赐诗，大抵都是荣誉方面的，没什么实际财富。当然，高务实看起来也不怎么需要钱财赏赐就是了。

另外，汉哀帝虽然也是搞改革，但他不仅严于律人做得不到位，更关键的是根本不能做到严于律己。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岂能服气？

他和高务实这对君臣则不同，或者说因为高务实的坚持而变得不同。就说京师附近的皇庄问题，原先京师周边的皇庄遍地都是，现在还剩下多少？那不都是高务实劝他退还给庄民自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