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班固写的汉书，一个是司马迁写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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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就来了，班固为何要这么写？

因为班固说之前司马迁写的是『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所以觉得不妥，要重新写汉史。《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两个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分歧，就是就是『圣人』。

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班固则是相反，言必有德，文当有仁，出处便是言圣人……

而文景之时的事实，则是应该更贴近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凶险，权谋，稍有不慎便是安危互易，七国之人也没有什么『醇厚』，平叛的过程也一点都不『美』。

当然汉书也不是都是缺点，班固和班氏之后的人，也在汉书之中开创了许多新的历史记载模式，也同样留下了非常多的珍贵资料，比如《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虽然此表的篇幅不多，却把汉代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十分的难得，也成为了后世大部分封建王朝沿用的范本。

『汉初文景之时，承秦之得失，以民为重器，诏令天下之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斐潜缓缓的说道，『故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者自倍，富厚如之……』

如果说一个国家连正面历史的勇气都没有，还要各种避讳，各种遮掩，那么这样的国家，还有在这样国家里面的国民，也就难有继续向前，劈荆斩棘的勇气了。

『国之政策，需瞻前顾后，慎之又慎，稍有偏差，便是遗害后人……以史为鉴，本应如是……』斐潜指点着两卷书说道，『然汉书略而讳之，以圣人、仁德遮蔽，必使后来之辈越发虚假，粉饰太平，亦无法知晓利弊，以避前车之覆……』

历史就是历史，如果将历史真实的记录下来，那么后来人就可以根据这些历史的事件，知道前人做了什么尝试，做出了什么举措，然后发生了什么后果，从中获取一些经验，而不需要自己重复的去走那条错路，再在前人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

可是从班固开始，遮蔽、修饰、美化等等手段便是从汉赋之中染到了汉史里，以至于后世跟着有样学样，不能提，不能说，不能写，不能让人看见，否则……

历史记载，就是为了歌功颂德的么？

除了那些歌功颂德的，但凡是谈及了一些弊端之事，便是一律删除了事，有意思么？

删除了这些文字，就能代表着那些事情不存在了？

『文景便因国政有弊，郡国权争，七国纷乱，相互攻伐……』斐潜一边思考，一边缓缓的说道，『岂能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一般？既有郡国权争，则争于何处？为何相争？最终何以平之？此等方为重也，绝非「美」之一字可也……』

『主公之意，便如当下乎？』诸葛亮说道，『文景之时，看似统御天下，实则权不出京畿，令不下县乡，函谷之外，政不行地方，山东之民皆不知有帝王……今骠骑之令，限于北地京兆，左冯翊、弘农、汉中、川蜀，大户林立，各有主张，便如七国旧事，亟待削藩是也……』

『如今虽多有班氏之言，「美」于地方，然则应是太史之书，谋于安危是也！』诸葛亮举一反三的说道，『故而主公于蓝田驻营，不入长安，一则可避喧嚣，二则便是待各地所谓诸「美」，现其形乎？』

斐潜哈哈大笑，然后点了点诸葛亮，『切莫宣于外……』

『可是……』诸葛亮略微迟疑了一下，『若是如此大量裁减……各地运作又待如何？若是以农工学士暂代，可应于一时，却不可以之长久……』

农学士，工学士，巡检，可以作为后备的力量暂时的取代原本的行政职务，但是不能以这种模式长久运行，否则不管是对于官僚机构来说，还是对于斐潜的政权长远发展考虑，都是不利的。

简单来说，农学士工学士巡检，就像是斐潜这一条线的军事管制，可以临时性的军管以应付突发事件，但是不能以长时间的军管代替行政。

毕竟农学士等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不是说一定都是纯善的，若是这种模式盛行，那么会不会有些人就故意会去搞原本的行政官吏，然后造成可以让自己统管的情况？

若是一旦如此，原本还算是有些合作关系的局面就会立刻变得僵硬起来，甚至相互干扰，互相扯腿，使得原本是骠骑善政，立刻就会变质，成为阻碍地方发展的恶法。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就是如此。

这也很好理解，即便是在后世，也不能随意的让农业所所长公安局局长等直接去替代市长县长的职位。

即便是让这些人上位，也必须要有一个流程，而这个流程就是当下诸葛亮有些担心的地方，一旦做不好，不仅是使得当地的行政出现问题，甚至还会极大的影响到斐潜后续的政策推广，以及对于这些地方官吏的整顿。

斐潜微微一笑，说道：『孔明可知，何为「竞聘上岗」？』